是否能够梳理出翻译通史?

学习历史学时,我就读过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世界史纲:生物和人类简明史》(The Outline of History)。这本书以编年体的形式,从地球的起源论述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我又读了阿诺德·汤因比的大部头《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1940年代晚期,这套书十分受欢迎。汤因比仰慕另外一位通史历史学家伊本·卡尔敦。学习阿拉伯语的时候,后者的著作《历史绪论》(《序言》)是必读书目。从这些著作中,我欣赏他们的说理能力,但也对他们阐释的普遍性存疑。不过,我从中学习到,无论有着怎样的缺点,伟人可以尝试创作具有启发性的通史。

这就让我想到翻译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即对翻译史的研究兴趣成井喷式发展。过去,也有翻译史研究。我最早接触到的翻译史研究来自之前在渥太华大学的同事,路易斯·G·凯利。他的作品《真正的翻译》仍然值得阅读。这本书的侧重点更多在于翻译理念历史的研究,换言之,即对翻译学的研究,因为书中阐释的是翻译实践。这本书无意成为一本通史;相反,正如书的副标题所示,这只是“西方”翻译史。不过,书中还是涵盖了大量的翻译通史。在书中,一些反复出现的争论能够得到印证;例如,直译与意译的永久对立,用耶柔米的话一言以蔽之:

“于我而言,我可以毫不避讳且光明正大地承认,我翻译的希腊著作是意译而非直译,只是在翻译《圣经》时并非如此,因为《圣经》中就连单词的顺序都让人捉摸不透。”

现如今,翻译史的研究兴趣如火如荼,已经形成了一个组织——历史与翻译网络。组织的发起人是克里斯托佛·伦德尔,总部位于博洛尼亚大学,这所大学在过去十年里已奠定了其在翻译学研究领域的主导地位。五月份,该组织在塔林首次举行主要会议。会议反响十分惊人——接收论文超100份。该话题将在其他博文中详细探讨。

此时,我想提起翻译史研究的另一个产物:它的宣言。大部分内容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然而有一条却格外刺眼。那就是宣称“没有翻译通史这一说”。

用“没有......一说“这个表述,跟现在还没有翻译通史的含义不同。前者意味着梳理出翻译通史是不可能的。不过正如我在开篇时所说,学习历史的经历让我意识到翻译通史可能存在,因此我也尝试去寻找它。

通史必须有开端。最有名的通史要数《圣经》,开篇便是“起初......”。翻译的开端消融在时间的洪流之中,但我们可以猜测。首先,翻译并非从书面语开始的。口语先于书面语出现,因此翻译史一定从口译开始。口译史可以追随到四千多年前。最早的图像资料是公元前2020年的口译员舒·伊里舒,他是Meluhhan语翻译(大致属于印加文明的语言)。可以确定的是,伴随书面语出现的书面语翻译是下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众所周知,最早的翻译可以追随到美索不达米亚时期。那时闪族人的诗歌,《吉尔伽美什》被翻译成亚洲语言。这大概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两千年。其他被翻译的古籍还包括佛教徒翻译的印度经文,从印度语到中文。”

通史也必须有结尾,一般是在当下结束。历史不是预测。对翻译而言,结束比开始更容易追溯。那就是计算机化。网络随处可见相关佐证。

这其中还有巨大的鸿沟需要填满。

提出要用这个模式来写通史的一个思想家是我的翻译学导师,保加利亚符号学家亚历山大·柳滋卡诺夫(Alexander Lyudskanov)。他鸿篇巨著《人工和机器翻译》的开头部分就道出书面语的翻译与文本的发展有关。他说不同的时代,对文本类型的需求不同,翻译方式也顺应时代而变。用编年体的方式来编排,应该要按照宗教文本、法律文本、文学文本和科技文本这个顺序。这是一次不错的尝试,但跟凯利一样,虽然我的导师囊括了苏联的翻译发展史,他的重点也还是在西方翻译史上。

我们一直在彷徨的是,我们自然的翻译猜想常会将受过训练的专业译者和受欢迎但没有受过训练的译者对立起来。这与现代的翻译方式相去甚远。

通史不能仅仅列举事件和人物;这样的列举总是无穷尽的。通史要做的是找到发展趋势——长期的发展趋势——以及底层的推动力量。有时,可以从翻译史中窥见一隅。因此,精良的翻译通史虽然难以著成,但也并非绝无可能。否认翻译通史的存在,才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短浅之见。(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