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徐穆实：“我不是唯一被他者化的人”

Bruce Humes（徐穆实）是美国翻译家，从事中文翻译二十余年，主要关注中国非主流文学作家。其代表译著之一，是迟子建获奖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的英文译本（The Last Quarter of the Moon），该译作由企鹅兰登书屋重新发行。他熟练运用多门语言，在中国从事出口培管师三十余年，为出版社提供B2B杂志发行服务，同时进行小说翻译工作。2015年离开大陆后，曾在台湾、马来西亚、坦桑尼亚和土耳其等地生活，期间未间断汉字文化圈相关研究。

Humes是著名中文翻译家。他表示自己对中文的兴趣，源于两部截然不同的作品：一是毛泽东的早期文章，尤其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二是《道德经》。Humes解释道：“前者作品中，青年的理想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吸引了我；而阅读后者时，我震惊于道家哲学的英译本非常拙劣可笑，译文可能和原文有很大出入，这让我萌生了学习文言文的想法，我想去解开这个谜团。”

Humes最著名的小说译作，应该是卫慧的《上海宝贝》（2001），和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2005）。后者在出版10年后，上个月由企鹅兰登书屋重新发行，并被纳入“生态小说”类别，因为该作品反映了中国东北黑龙江省鄂温克族的命运。

Humes目前定居土耳其，他向我们讲述了他的工作近况，以及从远方看中国的感想。

2015年您为什么决定离开中国？从那以后您一直在哪里生活呢？

2013年，我从中国出发前往土耳其，打算在那里休整一下，并学习土耳其语。那时看到年轻人都涌上街头，我没料想到会遇到盖齐抗议运动这一历史性事件。起初游行是为了抗议将伊斯坦布尔的盖齐公园改建成购物中心，而后演变成反对时任总理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的统治，现在他已经成了总统。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让我回想起 60 年代美国的权力归花儿抗议活动。或许是在土耳其的生活充满了活力，以至后来回到中国时，面对缺乏批判性思维的生活环境，我感到有些不适。总之，是时候离开一个我早就称之为“家”的国家了。后来几年我在台湾和马来西亚之间往返，现在回到土耳其，打算继续学习土耳其语。

离开中国后，您一直忙于翻译书籍、散文和节选摘录，为什么选择自由译者的生活？

肯定不是为了赚钱！我逐渐意识到，从事商业出版物内容和人员管理，让我没有精力去做我真正想做的事情：写作，写我认为重要的事情。我在汉字文化圈相关领域内浸淫了30多年，从事过翻译等工作，我现在想拓展的方向，在很大程度上和我的工作经历有关。例如，我现在醉心于翻译《我心归处是敦煌》，作者是女考古学家樊锦诗，她将50年的生命都奉献在沙漠中，致力于保护和记录莫高窟的佛洞。

2009年起，您开始写关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博客文章，此后内容不断扩展，囊括了非洲文学和阿尔泰民族文学等主题。是什么将您带到了这些领域呢？

其实是一个顺其自然的变化，作为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我逐渐意识到自己并不是唯一一个被“他者化”的人。我创立了自己的博客Ethnic ChinaLit: Writing by & about non-Han Peoples（又名 Altaic Storytelling、非漂），去探寻壮族、鄂温克族和藏族等少数民族如何看待主流的汉族，汉族人如何看待其他民族，及其在当代小说中的体现。在此过程中，我决定尝试一种在中国边缘地区使用的非中文语言。也许是因为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北方人，所以我选择了阿尔泰语，该语类包括了通古斯语（例如满语、鄂温克语）、蒙古语和突厥语（涉及从新疆到各斯坦国再到土耳其地区）。

我之所以整理了非洲文学翻译双语数据库，是因为中国正在努力探寻非洲的矿产资源，我想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文化进口”。所以我决定尝试量化这一问题，截至目前，我的数据库中包含了 100 多位非洲作家的 270 部作品。

2012 年您翻译了迟子健的《额尔古纳河右岸》，现在该译作被重新发行，并被收录进企鹅兰登的Vintage Earth系列，10年过去了，您有什么感触吗？

我觉得这本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意义。一方面，它强调了孤立的原住民（例如当下亚马逊丛林原住民）在与“入侵者”打交道时所面临的挑战。但这也为“现代”社会提出了非常重要的问题：鄂温克人离开僻静的山林，是为了给他们的孩子提供更好的物质生活吗？他们是“生态移民”（中国官方称谓），是因为他们的传统栖息地遭到破坏而迁徙吗？或者说，他们是生态难民，是被迫迁移到“受教化的定居点”，以便于原栖息地大规模伐木工程吗？从本质上讲，栖息地破坏、生态迁移以及前工业时代的人们为适应 21 世纪而进行的抗争，都是适时的话题。该作品的重新定义，使其进入了热门的生态小说类型，同时和“中国多民族”主题拉开了距离。

您曾说这是您最引以为豪的译作，为什么呢？

我的第一部译作是《上海宝贝》（2001 年），英文版成了畅销书，然后也有了十几种语言的译本，这部译作似乎给我贴上了“软色情”译者的标签。即使到了今天，感谢这部译作，还有一些所谓客户仍在联系我！我很享受将主人公 Nikki 的撩人恋情和她的性爱Übermensch（超人说）带到英语世界中，这本书或许很有趣，但它称不上是伟大的文学作品。而《额尔古纳河右岸》的背景设置在20世纪，这是个非常感人的故事，以第一人称叙事，让读者置身于一个鄂温克妇女的脑海中，她在日本侵略战争中幸存，在汉文化的强势影响下挣扎。

您曾经历过的90年代到本世纪初，被许多人认为是独特的自由时代。您如何看待如今中国重新巩固集权体制？

如今的监控社会让我不太适应，因为以前大部分时间我都在中国最乡野的地方度过，那是深圳郊区的一个小镇。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只要不关心政治，你几乎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我认为，这种乡野西部的氛围在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前夕开始转变，那时的中国强调“维稳”。到 2015 年我离开时，外国人必须向有关当局申报他们的住址，否则无法继续在中国生活，而这是我很少会费心去做的事。我觉得深圳的监控体系很高效，虽然我离开时那里已经遍布摄像头，大多数居民仍然可以自由地生活。但如今应该有所变化，为了对抗疫情，当局想要完善24/7监控体系。

除了学习土耳其语和继续翻译工作之外，您未来还有什么计划吗？

大概到2023年，我打算穿越斯坦国。去看看突厥语方言从土耳其到乌兹别克斯坦的不同之处，这会很有趣，但更重要的是，我想去寻找古代突厥故事愈发稀有的各类表演形式，比如史诗Dede Korkut（科尔库特之书）、Manas（玛纳斯）和Koroghlu（科罗格鲁），hikaye（民间浪漫故事），和dastan（英雄故事）。如果有时间，且能遇到一家好的出版社，我也想翻译郭雪波的《蒙古里亚》，这是一部具有巧妙颠覆性的作品，我非常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