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本博倒数第二篇博文探访了处在近期冲突地带的译员。本篇博文则探讨较为久远的一场冲突，即1936年至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
无需为西班牙读者过多介绍这次战争。虽然战争80年前就结束了，但西班牙人内心仍对此记忆犹新，西班牙的报道、媒体和议会更是每天都会提及。然而，对于其他读者而言，则需要进一步说明。西班牙内战指的是极度左倾和反教权的当选政府和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领导的法西斯叛乱之间的战争。双方都寻求外国势力的帮助。希特勒掌控的德国政权和墨索里尼掌控的意大利政权与弗朗哥并肩作战，弗朗哥势力大增。政府则得到了苏维埃共和国的帮助。受左倾思想影响的外国人组成了混杂的国际纵队，他们也是政府的拥趸。国际纵队中最著名的要数乔治·奥维尔。不过我们加拿大人则以蒙特利尔的医生诺曼·白求恩为傲，他是血液冷藏和输血方面的先驱。
支持政府的外国士兵除了左倾思想外，还有一个共同点——大多数人不懂西班牙语，而这催生了口笔译员的大量需求。这里摘录一个片段，可见情况多么严峻：
“1937年2月，哈拉玛河战役守卫自杀山一役中，林肯纵队的将军罗伯特·海尔·梅里安上校回忆了他的痛苦经历，那时他在医务室，想找一个担架抬受伤的同志，但没有一个人能够理解他的话：“没人在意我。我之后才意识到他们都是法国人和荷兰人。我试着用仅会的12个西班牙单词和手势比划。他们却觉得我是疯子。最终，有个会说英语的荷兰人帮了我。”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因为有着这样的理解鸿沟，三位极其果敢的女士站了出来：艾琳·帕尔默、楠·格林和赖莎·罗斯曼。她们因为左倾思想深入到这场战争之中，很快发现自己最有用的贡献是语言。
此前，这几位女性都没有受过口译训练，这也是为何本文要专注讲述她们的故事。
篇幅有限，本文仅讲述其中一位译员，艾琳·帕尔默（1915-1988）的事业生涯。至于其他两位译员，我们强烈建议你阅读下方完整的文章。下一期博文，还会涵盖更多情况。
艾琳出生在澳大利亚大都市的中产家庭，可谓是书香门第。在墨尔本大学受教育期间，帕尔默熟练掌握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和俄语。随后成为澳大利亚小说家、社会活动家海伦·舒瑞斯的私人翻译。1936年夏，她和父母环游欧洲，决定在西班牙待一段时间。父母忙着文学事业，她则试图通过细读加泰罗尼亚语的报纸（有时会翻译成英文），来解构西班牙的政治迷宫。同时，她遇到了志同道合的青年政治积极分子，如芬兰通晓多种语言的丽萨·格德克。1930年代早期，艾琳的左倾主义思想促使她加入了澳大利亚共产党（CPA）。同时，她精通多种语言，所以加特罗尼亚共产党加特罗尼亚联合社会家党派看到她的申请后，就认为她是巴塞罗纳流行奥林匹克运动会翻译的最佳人选。帕尔默本应在这年七月举行的流行运动会工作。这次运动会是对八月柏林将要举行的纳粹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一种反法西斯反击，但由于弗朗哥将军带领他的军队在七月十八日起义，这场运动会没能举办。因此，帕尔默的工作瞬间转变成为受困在城中的二十多个国际代表团的运动员翻译，并向他们的国家发送他们脱离危险的电报。随后巴塞罗纳的英国代表警告艾琳的父亲，巴塞罗纳的无政府主义军队起义了，艾琳不得不登上皇家海军战舰HMS伦敦号，离开西班牙。不过，一个月后，她凭借自己的翻译能力，成为首批被派往西班牙的英国医疗队中的一员，又回到了这个国家。帕尔默来到了【东北部】韦斯卡省的一个小村庄格拉年。这个地方是彼特·斯潘塞、西班牙医疗救护委员会的杰出成员维斯康特·丘吉尔和剑桥医学生、医院行政人员肯尼斯·辛克莱-卢蒂特选中的，原因是这里是战略要地——处在战场前线的几千米之后。帕尔默是辛克莱-卢蒂特的秘书和翻译。辛克莱-卢蒂特需要跟一位无政府主义的头目打交道，后者认为格拉年的外国医疗设备受到了共和国政府的干涉。辛克莱-卢蒂特要表达工人阶级司机和修理工的怨恨，也代表着共产党和非共产党之间的对决。
帕尔默在亚拉贡前线的三个月里，工作艰辛，要处理几种语言之间的翻译。她一般坐着救护车到其他村子，寻找伤员，除了英国和西班牙士兵，还有法国、意大利和德国志愿军。其次，她的工作还包括医院中医患之间的翻译，或“非常沉重的任务：打包死者的遗物，将其送回家。”
1937年1月，帕尔默所在的英国医疗救护队跟第14国际纵队（法国-比利时军队）的服务部合并。帕尔默跟格拉年的同伴一起转移到了瓜达拉马山脉马德里附近的村庄。1月20日，在这里建立了新的医院。第二天，战斗开始，很快伤亡人员就越来越多。帕尔默被派去给队伍里两位波兰医生做翻译，这两位医生会说法语和一点英语，打算在马德里再建一座医院：“一月底，帕尔默已经连续在前线工作了五个月，筋疲力尽。而且，还必须要适应新政权和不同的群体，特别是要频繁为军队内部说法语和说英语的士兵进行翻译，还要给来自各个国家的受伤士兵进行伤情鉴定和分类，身心俱疲。”
帕尔默所在的军队随后搬去了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救治布鲁内特【马德里西部24千米】战役中的伤亡人员。后来，她又回到了阿拉贡前线的韦特卡。在这里她成为了医护队第35分队主席利奥纳多·克罗姆医生的秘书和翻译。1938年七月，帕尔默已经回到了伦敦，而共和党想要跨越埃布罗河，重击朝着巴伦西亚前进的弗朗西斯特军队。克罗姆的新助手，楠·格林代替了帕尔默的位置。战争结束多年后，两人在英格兰还保持着联系。
这些女性的人道主义事业并未随着战争结束而终结。战后，她们仍然参与了许多救助组织，帮助成千上万的内战难民。而且，她们秉持着人道主义信念，为弗朗哥独裁统治下关押的政治犯寻求公正的审判。同时，她们的终极工作是为国家出版社翻译在中国或维也纳地区不断涌现的共产党派。
（下）
上篇博文中，我们根据马拉加大学马科斯·罗德里格斯-埃斯皮诺萨（Marcos Rodriguez-Espinosa）教授的精彩研究，着重探讨了西班牙内战时期（1936-1939）被忽视的女性翻译志愿者。马科斯教授重点提到了三位译员，且探讨了三位译员的受教育背景，给出了有趣的信息。我们概括描述了其中一位（艾伦·帕尔默）译员的事业生涯。从她的故事中，可以看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共产党不仅对西班牙，也对遥远的澳大利亚，产生了深远的积极影响（在我的学生时代，英格兰也能感受到强烈的撼动。）总而言之，本文则关注其他两位译员。
南·格林（1904-1984）
南·格林出生于英国教会家庭。第一次世界大战早期，父亲丢了工作，病倒了，本是中产阶级的家族走向没落。成为无产阶级的这个过程未来则成为她左倾思潮的基础，促使她跟丈夫乔治一起，加入BCP......
1937年2月，乔治决定成为一名救护车司机，跟护士、医生和担架兵一起，护送西班牙医护队到西班牙。南也认为这是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做出的最大贡献。七月份，她跟随丈夫的脚步，成为一名隶属医护队的行政人员。
格林的第一份工作是皮特·哈瑞森的助理秘书。后者是多语言学家，能够说五种语言。皮特在一家英国医院救治昆卡城的受伤士兵。一开始，这个地方的行政人员、医生、手术室、战区护士和救护车司机大多来自西班牙、英格兰和新西兰......格林多数跟地方女性合作，而地方女性所学的医护知识是有限的，主要来自掌管西班牙医院事务的尼姑。或许，正是因为格林与当地居民以及士兵紧密联系，所以即使工作繁忙，时间有限，她还是决定在仅有的空闲时间里学习西班牙语......“之前学的这种语言，后来几乎成了我的第二语言，也为后来的故事做出了铺垫.....”她的西班牙语越来越精湛，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铁路组织筹措大笔资金，委派她护送一位澳大利亚女士。1938年夏，格林成为医护队第35分区医护队长里奥纳多·科若恩的秘书。这时，她的主要任务是将医生的讯息翻译成正式的西班牙语、记录此分区的就医记录，并将这些资料整理成有用的数据信息。
很快，西班牙-直布罗陀人恩里克·芭沙多内取代了科若恩。新任者是一位专业的、高效的医生，但不大喜欢女性，他经常用西班牙语的“第三人称”【正式称谓】称呼格林，而格林则以第二人称【熟悉的语气】回应，这种表达在西班牙共和国更为常见。而这也让我们得以窥见她的性格。
规模最大、耗时最长的埃布罗河之战（1938年七月至十一月）结束后，国际纵队的所有队员要求卸去医疗和军事职务，南也包含其中。不幸地是，她丈夫，步兵中士乔治·格林，在撤退中去世。战后多年，她仍与艾琳保持联系。
赖莎·罗斯曼
赖莎·赫伦·罗斯曼（1903-1969）出生于瑞典卡尔斯塔德。学成后，她移居巴黎，以保姆和新闻记者为生。22岁时，她与一队参赛舞者到欧洲和南非旅游。后来，她再次旅居罗马尼亚。在这里，她又找了份护士的工作。1934年，她在巴塞罗那开了一家旅行社。1936年，法西斯起义爆发，虽然没有受过医疗教育，但她志愿加入红十字会和瑞典慈善机构。随后，十月份，她在马德里加入苏格兰救护队，为马德里广播站提供西班牙语播报服务以及将西班牙内战的相关文章，送到瑞典的一家自由报......1936年10月，她找到加拿大的诺曼·白求恩医生，想要就正在创作的白求恩传记，对他进行采访。不久，白求恩聘请她为加拿大输血站的秘书和口译员。输血站是加拿大援助西班牙民主委员会（CASD）出资建造的。白求恩在这里建立的输血站十分开阔，当时是马德里最富有的部门之一。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条件，白求恩团队的医生、护士和工人才能在实验室、新鲜血液储存室以及输血病房辛勤工作，旨在为前线提供血液。很快，白求恩就组织了相关的宣传活动，推广在西班牙建立输血站。而白求恩的加拿大译员索伦森，却对这些活动没有什么兴趣。罗斯曼则轻松地使用几种语言进行播报，而她与几位颇具影响力的外国通信员关系密切，这也确实带来了切实的价值，让其他国家了解到建立输血站的初心和西班牙的冲突......罗斯曼在效忠政府的多个部门都有关系，而她还能用不同的语言交流，这对白求恩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资源，因为他急于找到合适的献血者。她熟知西班牙各地，而且对这个国家的战略位置，如道路、桥梁和小路等，十分了解，这也是至关重要的贡献。借此，可以收集许多移动医院的医疗需求，而频繁的输血需求也需要使用有力的运输工具，运送到远处的战区。
罗斯曼一方面要艰难维持与同事索伦森的关系，后者怨恨罗斯曼侵犯了自己的任务领地；一方面也要面对输血站的西班牙医生，这些医生认为她与白求恩之间的情感影响了工作。罗斯曼张扬、自信、可疑的政治联系、奔放的爱情观，让她成了托洛茨基间谍猎头的完美替罪羊。这个组织是共产党的秘密情报局。
后来，罗斯曼加入了国际委员会，帮助共和党难民在墨西哥安家。而她的语言技能和在大型组织工作的技能派上了用场，十分胜任这个工作。罗斯曼在墨西哥提克斯克潘，教授指导口译，直到1969年在库埃瓦尼卡去世。
这三位女性因战争聚在一起，也为彼此所吸引。这种亲密关系并不是我们在文学翻译中的所指（要了解更多，在右方搜索栏键入affinity），而是指意识形态和冒险主义的亲密。处在意识形态和军事冲突之中，还期待译员保持中立是不现实的。这些女性就是最好的证明。
她们并没有受过训练，但都能胜任翻译的工作。这是因为所有的双语学习者都能够根据自己的认知能力、经验以及教育背景，进行翻译。然而，翻译技能必须受到触发。而这则应了一句谚语：“需求乃口译之母。”
